美國國防分析家Carl H. Builder曾中肯地說:美軍的軍事戰略主要針對「他們準備想到打的戰爭型態」,而不是「真正會遇到的戰爭型態」。 事實上,這種現象也不是美國所獨有,特殊的社經背景、不同的歷史經驗與分歧的軍種利益,都可能造成這種現象。法國人在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空等不會來的德軍攻擊,直到法國淪陷;英國人在新加坡準備給海上的日軍船艦迎頭痛擊,直到日本陸軍從後方一路撲來。有戰略論述支撐的國防軍事政策有利有弊,好的是,施政在一套哲學之上,有理則可循;壞的是,政權更易可以改變政策,但要撼動一套既定的戰略論述則非常困難。前述對後現代戰爭理論兩個面向的批判,雖未能窮究所有的質疑,但至少針對美軍軍力轉型背後的戰略論述提出不同的看(246)法。這些正反爭論如同後現代戰爭理論的發展一樣,在美國人的自信與矛盾的衝突情結中,也持續了20餘年。當美國總統跟他的核心官員能安逸地坐在白宮戰情室觀賞擊殺恐怖份子的越洋即時視訊時,還有數以萬計的美國士兵要遙遠的山谷進行「骯髒、老式的戰爭」(dirty old war),這種對比真能突顯此種衝突情結。美式的軍事事務革命或軍事轉型擴散的很快,但許多國家很快發現既無社經基礎以支撐這種壯舉,也不覺得有此必要。發展地方特色的軍事事務革命,或者(對那些想與美國作對的國家)發展針對美國的不對稱戰力,更是知易行難。從美國在後現代戰爭理論的發展與爭論中,吾人最大的啟示或許是:戰略論述離不開對於母體社會條件的先行分析與敵情威脅的透測瞭解,並且能夠從實踐中吸取改進的線索。而這些,台灣都匱乏。
關聯: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Global Developments=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國關理論與全球發展,頁 223-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