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實踐與實作：以數位平台為例——從傳播人的焦慮與困境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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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文化實踐與實作：以數位平台為例——從傳播人的焦慮與困境談起
作者:	唐大崙
日期:	2017-05-25
上传时间:	2017-06-13 02:11:04 (UTC+8)
摘要:	當代新聞從業人員觀察到網路科技衝擊傳統紙媒、報社紛紛倒閉或轉型為網路媒體（read01.com/QzM2AM.html、udn.com/news/story/7314/2406253?google_editors_picks=true）。甚至是電視台也開始倒閉（kknews.cc/other/3854yyg.html）、裁員、縮編（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825002374-260410）、資深專業人員離去、一人當多人用。即便是擴展到數位營運或網路原生的新媒體，也因為未能獲利而陸續出現裁員(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7/01/06/medium-ceo-ev-williams/)或關閉（udn.com/news/story/1/2139188）的消息。更因為公民新聞崛起，導致新聞公信力下降等等的現況，而誤以為新傳播科技已經逼使優質新聞不復存在、新聞傳播專業正被侵蝕。殊不知這些只是傳播科技對新聞「產業」的挑戰，而非對新聞「本質」的挑戰。胡元輝（2013）就指出，即使公民新聞打破守門機制，也未必是壞事，因為守門機制本身就不一定代表新聞專業。事實上，不論是守門人或公民記者，新聞專業一直都是在追求真相與公眾信賴的過程中表露無遺。亦即，傳播人對數位科技衝擊所形成的焦慮來自於產業營運的改變，而非來自於新聞傳播專業的本質變化。雖然新聞傳播專業本質沒有改變，但是媒體產業作為內容生產的一種經濟活動，卻也是推動其他上層社會結構發展的基礎。套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觀，媒體產業的改變，促使了更上層的媒體教育也跟著變動，甚至連媒體人或閱聽人自身的意識形態都被改變而不自知。復旦大學的新媒體碩士班教育就是因應這個產業的變化，提出文、理合一的教學課程（read01.com/J52dQd.html），希冀新媒體專業的學生畢業之後，能建立良好公眾形象、會講故事、專家型記者、甚至能成為網路化的個體、熟悉數據、程式語言與統計知識、了解受眾/用戶分析、具有企業家精神與管理學知識的通才。這些課程改變似乎也指出，無法掌握新科技、發揮媒體生產力的媒體人，就不可能在這波變動中取得主導地位。然而，在這波數位潮流中，不只媒體界受到衝擊，其他文史領域受到的衝擊也不小，或可從其他領域看到他山之石。例如圖書館學領域經歷的數位衝擊更早、更深。台灣從1984年中央研究院推出「二十五史食貨志」計畫至今卅年，展開的古籍數位典藏徹底改變了大眾對書的閱讀方式、思考方式與研究方法。但是，劉寧慧（2015）指出，當所有文本都數位化之後，文史專家的投入卻逐漸減少，原始古文獻之間的內在關聯性與外在形式仍無法有效運用資訊技術建立起來。取而代之的卻是資料庫商品化、商業財團與專利的橫梗，似乎昭告了學術M型化時代的來臨（祝平次，2015）。造成如此現狀的因素雖無可考，不過，使用資料庫的技術門檻太高，卻是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痛處，彰顯文史領域對數位技術變革所帶來的焦慮。反觀媒體圈內，數位化的運作也使得新聞傳播專業人員在運用新科技於追求事實、提升信賴度的過程，因為對新科技的生疏，以及面對新科技的態度不適當，加上科技產業運作不斷改變、人工智慧逐漸取代人力的壓力，以至於產生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低落的工作焦慮或學習焦慮現象（Compeau & Higgins，1995），確與前述圖書館領域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雷同點出，數位衝擊並非媒體產業獨有，亦與新聞傳播專業本身無關，而是與個人使用科技工具的慣習與技術是否壟斷有關。科技正在以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席捲所有人文學科的訓練。文科生如何跨到理科學習? 理科生又以何種態度面對文科? 使得這項文理合一的企圖成為另一種傳播學習者與教育者的焦慮。亦即這波數位衝擊所產生的媒體產業的生存競爭焦慮，似乎已經擴展為媒體教育與學習的焦慮。這不禁令筆者想起，英國化學家兼文學小說家--C. P. Snow教授，他曾在1959年指陳，英國大學內，人文與科學對立的現象。亦即人文學者對科學技術幾乎是無知的狀態，卻又看不起或壓制科學技術的發展。Snow相信，文學代表過去、面對傳統，科學代表進步、面對未來，科技要與人文更緊密結合，才能幫助人類解決貧困問題。雖然，這樣的論述緣於當時英國重文輕理的社會脈絡，未必全然適用於60年後的現在，卻也與現代的情境類似。在現行教育系統中，文、理教育過早分流，使得學術文化的氛圍中，人文與科學對立現象仍然存在。只不過，現在是科學技術獨霸，人文學科則一直想跟科學技術看齊，思考如何透過科學技術振興人文，而非壓制科學技術（黃春木，2009）。科學家甚至對人文學者動輒將「現代性」困境、生態危機全歸咎於科學的指控，向來反感、鄙視。對於某些文化研究學者常使用解構主義文學理論或極端社會建構論的科學社會學，來評論科學的內容和科學哲學，科學家們也相當不以為然（Sokal，1996）。當代的「兩種文化」對立不只是科學凌駕人文，科學甚至跟財團、政府、軍事權威緊密結合，依附或激化世界霸權競爭的態勢，使得人文陣營也紛紛以「霸權」、「技術壟斷」、「異化」等課題批判科學技術帶來的文化與文明危機，且火力不小。事實上，2010年龍應台與朱經武在台北中山堂的一場對話，也扎扎實實反映出Snow擔心的問題並沒有在台灣消失。面對這類對立問題，Snow當年的建議是，應在文科學習中包含理科，理科學習中包含文科。雖然Snow的觀點受到許多批判，不過，這些爭論卻成就了當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方向與依歸（陸鴻基，2012）。大學通識教育的方向已經指出，不可能期待一位老師既懂自己的領域，又對其他跨領域也嘹如指掌。所以一個好的通識教育課程，需要不同領域教師在共同的「通識教育」框架下，互相協助、分攤課題、產生對話。既然無法苛求全才的老師，當然也無法苛求全才的學生。此時，通識教育希望教出的是一個在特定領域專精，但又不被該領域思維受限、對寬廣知識產生誠敬、謙虛和決志情懷，並具有批判頭腦，未來願意持續追求知識的學生。如今，數位匯流對新媒體教育的衝擊，再度激起文理合一的體認。只是，多數傳播相關科系的學生已經先對理科訓練退避三舍，未必能巧妙地涵攝以傳播內涵為主，網路技術、數據統計為輔的學習方式。讓自己畢業、進入新媒體產業之後，能同時獲得與工程師對話，又展現傳播魅力的精髓。或許從理解Snow的「兩種文化」問題、並從通識教育的方向借鏡，能對傳播媒體的教育變革提供指引。然而，數位科技衝擊的問題並不單純只有科學與人文的對立而已。傳播學者N. Postman（1993）指出，更深層的問題恐怕不再只是文、理之間的衝突與結合，而是人與科技之間的對立與理解。數位科技日新月異，科技所帶來的好處遠遠勝過它所引起的害處，所以每個人都會喜愛使用科技。但是，學文的人（輸家）因為不懂科技，只能使用科技，無法理解科技的害處。學理科的人（贏家）更會因為自己是科技的創造者，而無法接受、甚至面對科技本身即具有破壞人性的本質。就像2500年前，蘇格拉底反對人類使用「文字」這項科技的理由一樣。問題不在文字本身，而是在使用者如何面對文字的態度上。蘇格拉底擔心當使用者會過度依賴文字，導致記憶力減退。同樣的，當人類過度依賴網路科技獲取訊息時，人的思考與表達方式也隨之改變。近十幾年，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心理學、社會學的實徵研究證據，支持「科技影響使用者」的猜測。Postman指出，這種文化隨著科技改變而改變、無法掌握科技的人仍願意擁抱科技、愛上這些改變，甚至輸家向贏家歡呼，以為贏家具有無上的智慧，這些就是「文化向科技投降」的現象。當傳播教育者教導各種科技的應用時，是否也能適時地讓學習者和使用者意識到，長期使用這些科技會導致何種改變，恐怕也是讓傳播人找到自己立命、免於焦慮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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