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の成長戦略としての開発援助と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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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日本の成長戦略としての開発援助と直接投資
其它题名:	日本藉由政府開發援助及海外直接投資所為之經濟成長策略的探討
作者:	小山直則
关键词:	開発援助;直接投資;成長戦略;System GMM
日期:	2016-04-01
上传时间:	2016-10-22 02:12:39 (UTC+8)
出版者:	致良出版社
摘要:	日本於1990年代以後，人口減少與長期停滯已成為經濟發展持續面臨之兩大課題。而日本是否能在人口減少的狀況下，擺脫經濟長期停滯的陰霾，甚至維持原有的經濟實力呢？一般而言，評估一國之經濟實力時，多以人均GDP作為衡量基準；然而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現今，也有想法認為應以人均GDP加諸國外要素所得淨額等，即所謂國民所得毛額（GNI）來評估一國之經濟。對於少子高齡化持續進行、導致生產年齡人口減少之經濟體而言，透過海外直接投資（FDI）以累積對外資產，並藉此資產所得之增加來彌補國內勞動所得之減少，從而維持其經濟規模之因應方式就顯得日益重要。1990年代以後，海外直接投資亦被視為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不可或缺之資金來源。近年來，援助國之間存在著，透過政府開發援助（ODA），來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的想法。這是為了藉由政府開發援助來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並以此擴展對該區域或國家之海外直接投資。前述之方式，或許也可作為日本思索經濟成長策略時之參考。然而，導入政府開發援助，能否促進增加被援助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在經濟學者間也尚未有共識。這是由於，被援助國的政府效能、相關制度，以及治理能力均可能成為影響海外直接投資挹注至民間部門的箇中因素；此三者也是衡量市場機制能否正常發揮的重要基礎。也就是說，認識到政府效能、相關制度，以及治理能力與市場機制之互補關係，進而驗證政府開發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之連結實屬重要的課題。本研究之第二章與第三章，將討探政府開發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對於目前正面臨人口減少與經濟長期停滯的日本所帶來的意義。第四章則論述政府開發援助所扮演的腳色，以及包括日本在內主要援助國家的援助政策；並提出「協助被援助國的政府施行良政的援助政策，是否能提升對其之援助效率」之問題探究。第五章，論述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特徵；本章中會帶讀者確認，要達成政府開發援助的目標，必需要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特徵有所瞭解。第六章，則分析政府開發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對被援助國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關於經濟成長與政府開發援助之議題，有許多相關實證分析；如學者Burnside and Dollar (2000)主張：「愈是施行良政的國家，政府開發援助也愈能促進其經濟發展」；學者Easterly et al. (2004)，則對政府開發援助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持反對意見。會有此兩極化的想法存在，是因為受援助國的經濟狀況會因統計時點的不同而產生相應的變化，例如該國從受援助國成為了「受援助畢業國」，亦即該國已具備返還政府援助資金之經濟能力。因此，運用更新的資料來分析政府開發援助與經濟發展關係的必要性也就不言可喻。除了政府開發援助之外，亦需考慮全球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近20年來，有許多關於全球化與經濟成長之間相關性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Dollar (1992)、Sachs and Warner (1995)、Ades and Glaeser (1999)、Frankel and Romer (1999)，以及Alesina(2000)等。若將前述文獻之研究成果進行統整，可發現學者們對國際貿易與經濟成長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並未有一致的見解。近來也開始有研究指出制度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如Acemoglu et.al (2002)、Hall and Jones (1999)，以及Acemoglu and Johnson(2005)，這三篇論文分析了制度帶給經濟發展的影響，並於制度在經濟成長中扮演要角一點上有著共識；但在國際貿易與制度兩者同時對經濟成長率是否有所影響上，意見並不一致。學者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Irwin and Tervio (2002)、Dollar and Kraay(2003)等也曾針對同一議題進行議論，但對於全球化與制度對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亦未有一致的意見。對於海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果持肯定意見的學者有Borensztein et al. (1998)等；持否定意見者則有Carkovic and Levine (2005)等。第六章並運用比先行研究更新的資料，對政府開發援助造成受援助國之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進行宏觀分析。本研究以107個國家為檢視標的，自1996年至2013年，每3年為一個檢視時序單位（如1996-1998, 1999-2001, 2002-2004, 2005-2007, 2008-2010, 2011-2013），分別檢視6個時序內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為修正最小平方法所產生之內生性偏誤(endogenous bias)，採用的統計方法為系統性一般化動差法(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簡稱System GMM)。主要的分析結果為，良好的治理環境，確能促進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此分析結果呼應並證實第四章所提出之問題探究。並且藉由第六章的論述，可確認到擴大海外直接投資也會連帶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第七章將分析政府開發援助對於促進受援助國的海外直接投資流入的效果。如前所述，政府開發援助與直接投資的相互關係，已成為相關研究的關注焦點，其形成的背景，可分為以下四個部分來說明：第一，在政府開發援助是否對受援助國有經濟發展效果的議題上，並未有一致的共識的情況下，由於政府開發援助所附帶的觸媒效果(Catalytic effect)，而產生的「援助國提供援助，是否附帶任何動機或條件」之假說，受到了研究者們的注意；第二，流入開發中國家的資金組成開始有了變化。1990年代以後，直接投資的金額已超過政府開發援助之金額；第三，促進對被援助國的直接投資逐漸成為了援助國援助的目的之一；第四，伴隨著受援助國之經濟發展，其受助款項的淨額成為負值的例子亦見存在。除此之外，援助國的援助政策也在逐漸地變化，為此，有必要以新樣本來檢視援助的效果。如上所述，在政府開發援助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上一直未有共識的情形下，各研究的焦點開始放在政府開發援助帶給直接投資的影響上。針對此議題的研究雖尚不多，如Karakaplan et al.（2005）、Harms and Lutz (2006)、Kimura and Todo (2010)等皆為較有成果的研究。Harms and Lutz (2006)的研究指出，在操控與監管負擔有關之治理指標的前提下，可得出援助變數為正且有意義、交叉項為負且有意義之結果。即是說，可得出國家對民間企業的監管負擔愈重，反而愈能促進直接投資的流入此一相互矛盾的結論。Karakaplan et al. (2005)的研究則指出，政府開發援助對於海外直接投資的效果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意義。此研究的結論與Harms and Lutz(2006)相反而成為對照，他們主張良好的治理能力與高度發展的金融市場，對於援助有正向效果。Harms and Lutz (2006)以及Karakaplan et al. (2005)的研究，所使用的是海外直接投資與政府開發援助的匯整數據。而Kimura and Todo (2010)的研究亦並未發現政府開發援助對於海外直接投資，有一般性的效果存在。Selaya and Sunesen (2012)的研究指出，若將政府開發援助分為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援助與互補性生產要素(Complementary factor)兩項，並改善對後者的供給的話，若只光看民間投資的生產性的上升，則能期待其對援助有正向效果。另一方面，Economides et al. (2008)的研究指出，由於政府開發援助會誘發競租現象(rent seeking)的產生，對海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反而導致反效果。Beladi and Oladi (2007)的研究則主張，政府開發援助會排擠(crowd out)貿易相關產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如上所述，現存的研究對於政府開發援助對海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未有一致的見解。　第七章並運用比先行研究更新的資料，對政府開發援助造成受援助國之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進行宏觀分析。本研究以107個國家為檢視標的，自1996年至2013年，每3年為一個檢視時序單位（如1996-1998, 1999-2001, 2002-2004, 2005-2007, 2008-2010, 2011-2013），分別檢視6個時序內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為修正最小平方法所產生之內生性偏誤(endogenous bias)，採用的統計方法為系統性一般化動差法(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簡稱System GMM)。第七章主要的分析結果顯示，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有助於促進海外直接投資流向受援助國。另外，若將第六章與第七章的結論整合，可知即使是透過擴大直接投資這樣的間接管道，亦有可能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所關連。故也能認為，日本藉由政府開發援助來促進海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在累積對外資產、使國民生活豐足的同時，也促成了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視為創造雙贏局面的政策。　根據本研究的第七章所述，由於有如直接投資這樣的間接管道存在，故無法一概地定下政府開發援助與經濟發展毫無關連的結論。在今後的研究課題上，有必要以不同的估計模型和樣本加以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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