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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い日本を、取り戻す。：歴代最長「安倍政権」の7年8ヶ月の政策評価

Tue, 20 Apr 2021 04:11:47 GMT

title: 強い日本を、取り戻す。：歴代最長「安倍政権」の7年8ヶ月の政策評価 abstract: 「強い日本を、取り戻す。（奪回強日本）」是安倍首相的一貫施政目標與口號，也可稱做安倍版「旭日東昇」。2012年12月26日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之後，到2020年8月24日已「連續」執政達2,799天，超越佐藤榮作（2,798天）成為歷代最長。若通算「總」任職日數，加上第一次安倍政權（2006年9月26日至2007年8月27日），到2019年11月20日達2,887天，已經超越戰前歷任3次首相的桂太郎。安倍首相創造了日本史上「總」任職及「連續」任職日數，雙雙打破最長任期的成就。大國不一定是強國，強國也不一定是大國。安倍首相內心深處可能懷念戰前大日本帝國「昔日的榮光」，也可能理解日本在戰後世界做為經濟大國之「大國角色」。強日本的英文是「strong Japan」，日本人認為自己的國家變弱了，若是安倍首相親自提出「大國夢」的「大日本（great Japan）」，恐會引起鄰近國家緊張。首先，「經濟再生」是安倍政策的第一目標，安倍政府一再強調「經濟最優先」。一連串的經濟政策通稱為「安倍經濟學（Abenomics）」，這是結合「安倍（Abe）」和「經濟學（Economics）」。安倍首相於2013年2月22日，在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Japan is Back（日本回來了）」政策演說表示：「安倍經濟學這名詞不是我造字的，是市場創造的」。安倍經濟學是每次選舉的主軸，其基本方針是：「沒有經濟再生，就沒有財政健全化」。財政健全化是安倍經濟學的最大弱點，2020年9月底的日本政府總負債為1,189兆9,160億円。2020年10月的日本債務總額對GDP比是266.1%，先進國家中最糟。安倍政府原本設定2020年度前實現政府預算基礎財政收支（Primary Balance）黑字化的財政健全化目標，後來延至2025年度。其次，外交‧安全保障方面，「俯瞰地球儀外交」和「積極的和平主義」是兩大旗幟。安倍政府通過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安全保障關連法，強化日美同盟。日本是世界第三的經濟大國，重視經濟外交，卻沒有世界第三的話語權。日本自衛隊不能明言為「軍隊」，強調「專守防衛」。「憲法改正（修改憲法）」是日本邁向「普通の国（正常國家）」之路。一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打亂安倍首相2020年的政治佈局，安倍內閣所提出的防疫措施過於瞻前顧後，導致支持率急遽下滑，於2020年9月16日將長達7年8個月的安倍政權畫下句點。

亞洲人權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Fri, 19 Mar 2021 04:16:16 GMT

title: 亞洲人權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安倍政権の大戦略ー強い日本を、取り戻す

Wed, 23 Dec 2020 04:10:51 GMT

title: 安倍政権の大戦略ー強い日本を、取り戻す abstract: 近年來舉凡安倍經濟學、日美同盟、修改憲法已成為許多人耳熟能詳的詞彙，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是如何維持高內閣支持率，創造長期政權，形成「安倍一強」？本書將用安倍政權的大戰略解析其中秘訣。所謂大戰略就是運用經濟力、軍事力、外交力、同盟關係、文化力、國民力等國家經營資源達成國家目標。日本明治維新和戰後復興的兩次大戰略創造兩次奇蹟，其「追趕超越」的對象為歐美先進國家，且當時日本拜人口紅利之賜進一步推動經濟成長，但現在日本已成為人口減少、少子女高齡化等「課題先進國家」，無法從歐美國家取得處方籤，必須自己解決問題，創造「課題解決先進國家」。「強い日本を、取り戻す(奪回強日本)」是安倍政權的最終國家目標，亦可稱安倍版富國強兵。觀察安倍首相公開演講，如國會演說等重要場合，發現「創造」為安倍政策之重要關鍵詞。人類經歷狩獵社會、農耕社會、工業社會、資訊社會，安倍政權利用第四次產業革命（IoT、大數據、AI、機器人、共享經濟等)來創造社會5.0，擺脫昨日常識的束縛，創造「非至今延長線上」新常識。蒸汽機、電力、電腦等三次產業革命改變世界版圖，過去燃燒石油帶動社會進步，現在數據成為新能源。日本第三次大戰略帶動第三次開國，不同於前兩次開國只針對歐美先進國家，這次包含新興國家，重視與新興國家的雙向開放。日本企業開拓新興國家市場，開放外國人觀光客、外國人材、留學生大量湧入日本，尤其是現在47都道府縣「有效求人倍率」皆超過一倍，為解決地方中小企業面臨嚴重人手不足，因此大幅開放外國人材，安倍政權強調這不是移民政策，而是實現與外國人「共生社會」。「經濟最優先」重視「成長與分配」的正向循環，繼承1970年代「一億總中流」，企圖創造「一億總活躍社會」，帶動國民「生活再生」的國家目標，讓人口減少趨勢停在一億人。2019年度預算案中社會保障依是日本政府最沈重之財政負擔，對此安倍首相一再表示「少子高齡化是日本之國難」，為能增加社會保障安定財源。3月「春闘」是日式「分配」典型模式，勞資雙方討論加薪、分紅。安倍首相於2019年2月10日自民黨大會等公開呼籲加薪，甚至請豐田汽車社長做領頭羊，這就是所謂「官製春闘」，企圖藉民眾加薪帶動消費，促成經濟走向正向循環之軌道。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導論

Wed, 23 Sep 2020 04:11:54 GMT

title: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導論 abstract: 雖然台灣似乎正逐漸地形成主權獨立國家的「國民主權」共同體，但仍尚未行使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承認重要的集體權利，各人民的自決權利」。此點可由台灣尚未制定符合國際法主權國家的新憲法，以及尚未成為目前聯合國憲章的加盟會員國，即可獲得明證。儘管在二○○九年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制定「兩公約施行法」，將兩公約納入「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內」。因此，本書將針對可謂國際法中的人權憲章（王牌規範）之一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進行導論式的研析，盼將來有朝一日台灣能有代表主權國家的締約當事國政府代表出席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審查會議，接受是否具體落實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監督機關審查。　　因此，本書將針對台灣發展現況，進行台灣法學文獻回顧的先行研究、公民與政治權利的哲學背景與歷史沿革、自然權、世界人權宣言、兩公約、國際人權典章的構成與歷史沿革、「公政公約」、公約的批准與生效、支持性的保障、實質權利、公民與政治權利當代的重要性、與國內法之關係、「公政公約」規範的解釋與發展、先例的角色、「公政公約」權利的限制、國際法中「公政公約」的定位、積極性義務、國家責任：垂直性與水平性義務、體制性的人權侵害、保留與解釋宣言、公約是否能廢棄？、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選舉、報告體制與最終意見書、一般意見書、國家間來文、任擇議定書下的個人來文──用盡國內程序的要求、對暫定措施的要求、文化相對主義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個人與集體權利、權利與義務、公民與政治權利超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優越性、經濟相對主義、「公政公約」與文化經濟相對主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評價，並在結語中針對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各項議題進行歸納分析、論述，並在比較台灣的情況中，檢視國際人權專家提出「二○一七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報告書，最後強調人權教育的重要性。

一九五0年代日本對中國外交政策

Fri, 20 Sep 2019 04:10:59 GMT

title: 一九五0年代日本對中國外交政策 abstract: 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後，日本恢復獨立國格回歸國際社會，漸次與各國展開正式外交關係，其中也包含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日本政府雖然選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作為代表中國，但在嚴峻的冷戰體制結構下，結果卻演變成事實上出現兩個中國，然當時採取壓抑與國府和北京雙方的「政治關係」，致力於與雙方各自開展「經濟關係」，卻也是一種國際環境的壓迫下聰明的選擇。另一方面，在面臨同時期的「分裂國家」中國以及朝鮮半島，採取此種「經濟先行」繼之「政治承認」之所謂「先經後政」的外交模式，可說是較受矚目的外交型態。筆者認為這項舉措正是戰後日本採取對「中」外交模式的新戰略。

21世紀日本對外經濟政策(第二刷)

Sat, 30 Mar 2019 04:15:21 GMT

title: 21世紀日本對外經濟政策(第二刷) abstract: 本書針對日本21世紀的對外經濟政策，介紹和分析安倍政府的日本再興戰略的國際開展戰略，特別是日本的經濟夥伴協定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的運用策略。日本執行安倍國際開展戰略逐步實現其國家安全保障、國際貢獻與影響力、國內經濟再興等的多重戰略目標。希望能夠提供台灣經濟再起的規畫參考與借鏡。

安倍政権下における日本の再生戦略: 施政方針としての「日本を、取り戻す」を中心に

Tue, 08 Aug 2017 18:10:20 GMT

title: 安倍政権下における日本の再生戦略: 施政方針としての「日本を、取り戻す」を中心に abstract: 日本曾經克服「黑船來航」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危機，創造明治維新和戰後重建的二次奇蹟，於1968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司馬遼太郎所著的《坡上之雲》即是描寫日本成功的事蹟。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一直追趕歐美的《坡上之雲》。泡沫經濟破滅後失去的二十年間，日本尋找新的《坡上之雲》，但是山坡上沒有雲，日本已經成為被追趕的先進國家，亦稱為「課題先進國」。日本經歷2009年和2012年兩度政權輪替。民主黨於2009年取得政權後公佈《日本再生戰略―開拓新領域、邁向共同創造的國家》、《日本再生的基本戰略―克服危機、挑戰新領域》等政策。民主黨試圖以政治主導進行改革，但是無法達到日本再生的目標。結果是舊自民黨政權營運不順，民主黨政權也失敗。 2012年12月16日眾議院選舉，日本人民再度選擇政權輪替，誕生第二次安倍政權。在日本政壇是不常見的，64年前吉田茂首相也曾一度離開首相位子。儘管自民黨在選舉中大勝，政黨支持率微幅提升，但也代表著此次政權輪替是日本國民消極選擇的結果。自民黨新政權依然面臨內憂外患的嚴峻挑戰，仍有許多等待解決的國家課題。日本再生不僅在國家層面是最重要的課題，也是企業層面的願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的成長和泡沫經濟破滅後的衰退之根本原因都在日本企業身上。日本經濟的奇蹟是由Made in Japan製造業所實現。現今，除了美國蘋果公司、台灣企業和韓國企業的攻擊，Made in China也快速追趕，Made in Japan要如何和世界競爭呢？在這種情況下，安倍政權的經濟再生致力於改善企業的收益性。政府的經濟政策與企業的成長戰略息息相關，兩者共同突破日本經濟的閉塞狀況。政府決定某種程度經濟成長戰略的架構，實際執行是民營企業，所以日本企業的「本社的第三支箭」是實現經濟良性循環的要素。日本在自民黨獨大和安倍一強結構下再度崛起，安倍經濟學、安全保障關連法和集體自衛權解禁舉世矚目。本書的目的即是探討安倍政權如何「奪回日本」，創造「強日本」之大戰略。

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

Fri, 28 Apr 2017 18:10:15 GMT

title: 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 abstract: 二戰結束後，在聯合國盟總占領下的日本，為了因應國際冷戰的變化以及追求最高國益和國防安全，很明確地採取追隨美國的亞洲政策且忠實扮演合作伙伴的角色。然而，日本在外交上雖然維持對美協調外交路線，但是對於中國問題卻想採取以「經貿途徑」來保持「獨自」的中國政策之外交構想。　　然而，有關50年代日本的中國政策，有學者認為此種類型是日本欲以「政經分離」為外交手段，設定承認「兩個中國」為其戰略目標的說法，本文以動態式的研究觀點：「經濟先行」然後「政治承認」亦即「先經後政」的驗證途徑，重新檢視以往對於戰後50年代日本對於有關中國政策的變化。筆者根據日本外務省的外交紀錄文書、當事者的回憶錄、國會議事錄、自由黨內部的會議資料及相關新聞記事等的文書資料，進行比對與分析之後認為，從吉田內閣開始的50年代雖深受冷戰體制的國際環境制約，但是為遂行「獨自」的中國政策，乃採用「先經後政」的外交手法，而此種對外關係上政治與經濟的「分業」關係，即成為戰後日本在面對政治分立的國家時，屢屢採用的典型外交戰略。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透過上述的驗證途徑，試圖釐清50年代初期日本對中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出現的「等距離外交」與「政經分離」這樣深具外交戰略構想的定義、目的、原則及二者之間的差異性等的發展變化。

日本政經初探

Fri, 21 Oct 2016 18:12:43 GMT

title: 日本政經初探 abstract: 人口超過一億兩千萬，在世界人口排名第十的日本，是世界八大工業國家之中唯一的亞洲成員國，亦是東北亞經濟圈的核心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舉足輕重。日本的政經發展其重要性關乎全亞洲未來的發展：不論是立憲主義、積極的和平主義、國民主權、權力分立原理、議會內閣制的運作、現代的日本政黨政治的運作；日本的戰前與戰後的經濟變遷、日本的ODA與農業發展及IT產業社會的發展等，皆值得做為台灣在二十一世紀發展上的重要參考。

垂直的戦略提携の構築：小売業とメーカーの新しい協力関係

Fri, 21 Oct 2016 18:12:41 GMT

title: 垂直的戦略提携の構築：小売業とメーカーの新しい協力関係

日本の成長戦略としての開発援助と直接投資

Fri, 21 Oct 2016 18:12:39 GMT

title: 日本の成長戦略としての開発援助と直接投資 abstract: 日本於1990年代以後，人口減少與長期停滯已成為經濟發展持續面臨之兩大課題。而日本是否能在人口減少的狀況下，擺脫經濟長期停滯的陰霾，甚至維持原有的經濟實力呢？一般而言，評估一國之經濟實力時，多以人均GDP作為衡量基準；然而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現今，也有想法認為應以人均GDP加諸國外要素所得淨額等，即所謂國民所得毛額（GNI）來評估一國之經濟。對於少子高齡化持續進行、導致生產年齡人口減少之經濟體而言，透過海外直接投資（FDI）以累積對外資產，並藉此資產所得之增加來彌補國內勞動所得之減少，從而維持其經濟規模之因應方式就顯得日益重要。1990年代以後，海外直接投資亦被視為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不可或缺之資金來源。近年來，援助國之間存在著，透過政府開發援助（ODA），來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的想法。這是為了藉由政府開發援助來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並以此擴展對該區域或國家之海外直接投資。前述之方式，或許也可作為日本思索經濟成長策略時之參考。然而，導入政府開發援助，能否促進增加被援助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在經濟學者間也尚未有共識。這是由於，被援助國的政府效能、相關制度，以及治理能力均可能成為影響海外直接投資挹注至民間部門的箇中因素；此三者也是衡量市場機制能否正常發揮的重要基礎。也就是說，認識到政府效能、相關制度，以及治理能力與市場機制之互補關係，進而驗證政府開發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之連結實屬重要的課題。本研究之第二章與第三章，將討探政府開發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對於目前正面臨人口減少與經濟長期停滯的日本所帶來的意義。第四章則論述政府開發援助所扮演的腳色，以及包括日本在內主要援助國家的援助政策；並提出「協助被援助國的政府施行良政的援助政策，是否能提升對其之援助效率」之問題探究。第五章，論述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特徵；本章中會帶讀者確認，要達成政府開發援助的目標，必需要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特徵有所瞭解。第六章，則分析政府開發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對被援助國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關於經濟成長與政府開發援助之議題，有許多相關實證分析；如學者Burnside and Dollar (2000)主張：「愈是施行良政的國家，政府開發援助也愈能促進其經濟發展」；學者Easterly et al. (2004)，則對政府開發援助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持反對意見。會有此兩極化的想法存在，是因為受援助國的經濟狀況會因統計時點的不同而產生相應的變化，例如該國從受援助國成為了「受援助畢業國」，亦即該國已具備返還政府援助資金之經濟能力。因此，運用更新的資料來分析政府開發援助與經濟發展關係的必要性也就不言可喻。除了政府開發援助之外，亦需考慮全球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近20年來，有許多關於全球化與經濟成長之間相關性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Dollar (1992)、Sachs and Warner (1995)、Ades and Glaeser (1999)、Frankel and Romer (1999)，以及Alesina(2000)等。若將前述文獻之研究成果進行統整，可發現學者們對國際貿易與經濟成長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並未有一致的見解。近來也開始有研究指出制度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如Acemoglu et.al (2002)、Hall and Jones (1999)，以及Acemoglu and Johnson(2005)，這三篇論文分析了制度帶給經濟發展的影響，並於制度在經濟成長中扮演要角一點上有著共識；但在國際貿易與制度兩者同時對經濟成長率是否有所影響上，意見並不一致。學者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Irwin and Tervio (2002)、Dollar and Kraay(2003)等也曾針對同一議題進行議論，但對於全球化與制度對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亦未有一致的意見。對於海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果持肯定意見的學者有Borensztein et al. (1998)等；持否定意見者則有Carkovic and Levine (2005)等。第六章並運用比先行研究更新的資料，對政府開發援助造成受援助國之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進行宏觀分析。本研究以107個國家為檢視標的，自1996年至2013年，每3年為一個檢視時序單位（如1996-1998, 1999-2001, 2002-2004, 2005-2007, 2008-2010, 2011-2013），分別檢視6個時序內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為修正最小平方法所產生之內生性偏誤(endogenous bias)，採用的統計方法為系統性一般化動差法(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簡稱System GMM)。主要的分析結果為，良好的治理環境，確能促進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此分析結果呼應並證實第四章所提出之問題探究。並且藉由第六章的論述，可確認到擴大海外直接投資也會連帶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第七章將分析政府開發援助對於促進受援助國的海外直接投資流入的效果。如前所述，政府開發援助與直接投資的相互關係，已成為相關研究的關注焦點，其形成的背景，可分為以下四個部分來說明：第一，在政府開發援助是否對受援助國有經濟發展效果的議題上，並未有一致的共識的情況下，由於政府開發援助所附帶的觸媒效果(Catalytic effect)，而產生的「援助國提供援助，是否附帶任何動機或條件」之假說，受到了研究者們的注意；第二，流入開發中國家的資金組成開始有了變化。1990年代以後，直接投資的金額已超過政府開發援助之金額；第三，促進對被援助國的直接投資逐漸成為了援助國援助的目的之一；第四，伴隨著受援助國之經濟發展，其受助款項的淨額成為負值的例子亦見存在。除此之外，援助國的援助政策也在逐漸地變化，為此，有必要以新樣本來檢視援助的效果。如上所述，在政府開發援助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上一直未有共識的情形下，各研究的焦點開始放在政府開發援助帶給直接投資的影響上。針對此議題的研究雖尚不多，如Karakaplan et al.（2005）、Harms and Lutz (2006)、Kimura and Todo (2010)等皆為較有成果的研究。Harms and Lutz (2006)的研究指出，在操控與監管負擔有關之治理指標的前提下，可得出援助變數為正且有意義、交叉項為負且有意義之結果。即是說，可得出國家對民間企業的監管負擔愈重，反而愈能促進直接投資的流入此一相互矛盾的結論。Karakaplan et al. (2005)的研究則指出，政府開發援助對於海外直接投資的效果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意義。此研究的結論與Harms and Lutz(2006)相反而成為對照，他們主張良好的治理能力與高度發展的金融市場，對於援助有正向效果。Harms and Lutz (2006)以及Karakaplan et al. (2005)的研究，所使用的是海外直接投資與政府開發援助的匯整數據。而Kimura and Todo (2010)的研究亦並未發現政府開發援助對於海外直接投資，有一般性的效果存在。Selaya and Sunesen (2012)的研究指出，若將政府開發援助分為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援助與互補性生產要素(Complementary factor)兩項，並改善對後者的供給的話，若只光看民間投資的生產性的上升，則能期待其對援助有正向效果。另一方面，Economides et al. (2008)的研究指出，由於政府開發援助會誘發競租現象(rent seeking)的產生，對海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反而導致反效果。Beladi and Oladi (2007)的研究則主張，政府開發援助會排擠(crowd out)貿易相關產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如上所述，現存的研究對於政府開發援助對海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未有一致的見解。　第七章並運用比先行研究更新的資料，對政府開發援助造成受援助國之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進行宏觀分析。本研究以107個國家為檢視標的，自1996年至2013年，每3年為一個檢視時序單位（如1996-1998, 1999-2001, 2002-2004, 2005-2007, 2008-2010, 2011-2013），分別檢視6個時序內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為修正最小平方法所產生之內生性偏誤(endogenous bias)，採用的統計方法為系統性一般化動差法(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簡稱System GMM)。第七章主要的分析結果顯示，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有助於促進海外直接投資流向受援助國。另外，若將第六章與第七章的結論整合，可知即使是透過擴大直接投資這樣的間接管道，亦有可能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所關連。故也能認為，日本藉由政府開發援助來促進海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在累積對外資產、使國民生活豐足的同時，也促成了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視為創造雙贏局面的政策。　根據本研究的第七章所述，由於有如直接投資這樣的間接管道存在，故無法一概地定下政府開發援助與經濟發展毫無關連的結論。在今後的研究課題上，有必要以不同的估計模型和樣本加以檢證。

當代國際法戰略關係下的台灣問題

Tue, 09 Jun 2015 01:40:13 GMT

title: 當代國際法戰略關係下的台灣問題 abstract: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是中華民國政府憲法中的ㄧ個省？」本書針對目前台灣現狀與未來台灣的可能選擇，提出台灣目前面臨的各項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針對國際法與台灣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針對國際人權法與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第三個問題是針對國際關係與台日關係進行相關的論述；最後的附錄是針對中華民國憲法下的太陽花學運的超憲法保障之提言。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族群、宗教或語言少數者權利之考察：兼論台灣的原住民族權利

Tue, 09 Jun 2015 01:30:34 GMT

title: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族群、宗教或語言少數者權利之考察：兼論台灣的原住民族權利 abstract: 台灣的原住民族權利要如何落實？2009年12月10日正式施行的中華民國政府「兩公約施行法」應如何落實台灣原住民族的權利？本書針對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族群、宗教或語言少數者權利的考察，確認台灣原住民族權利應有的權利內容，並根據「兩公約施行法」要求中華民國政府確實落實台灣原住民族的「權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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